编者按:习近平总书记强调:“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,我们务必一鼓作气、顽强作战,不获全胜决不收兵。”
当前,全国剩下的贫困人口尚有1600多万人,都是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,这些人的脱贫工作,是难啃的硬骨头。那么,攻坚“坚”在何处,如何去攻?本报推出“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——脱贫攻坚乡村行”系列报道,讲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,对破解各种难题进行深入思考。
车行贵州剑河县,满眼是山。转过一弯又一弯,来到苗岭山区深处的敏洞乡麻龙村格列自然寨。寨子不大,48户侗族人家的吊脚楼散居在半山腰。
“这是全乡离公路最远的寨子,山高、坡陡、切割深,2014年贫困发生率29.3%。”麻龙村党支部书记杨昌良说起曾经的家乡心情复杂:这片山水到处是儿时回忆,也满是现实的无奈。重重大山像一道道屏障,贫困赶不走,小康进不来。
深山村寨咋脱贫?这是山里人的夙愿,也是这个深度贫困县最难啃的硬骨头。
“搬!”一年半时间,6次院坝会,格列自然寨村民的共识逐渐凝聚:实施整寨易地扶贫搬迁。一批批乡亲们走出大山,奔向充满希望的新生活。
两难的抉择:一方水土难生存,搬离故土又难舍
雨后,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,寨子里又开起一次院坝会。
搬迁的最后期限定了下来。“月底前拆完老宅,不然会影响后面的政策。”杨昌良又叮嘱了一遍。
“对头,要抓紧拆完、复垦。”“不能住上新房,还占着老宅。”……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,气氛热烈。
“深山里的日子真是穷怕了,苦怕了!”杨昌良感叹。
格列寨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,全寨212人,180亩地,人均不足1亩。靠山难吃山,山上都是生态林,不能砍伐,换不成钱。为了生计,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,常住寨里的,吃席还凑不齐三桌人。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,因为贫困,有6户人家娶不上媳妇。
“坝坝田,沟沟地,谁能种出花来?”贫困户杨焕栋,全家一亩半田,分成9丘,最小的不到半分地,“种苞米,打不了多少,耕牛都转不过身来。”
头脑活络的人也想过办法,可受制于自然条件,山货出不去,产业起不来。村民杨胜平前几年养过鸭,“买了1000只鸭苗,一担担饲料挑进村,鸭子养大,一担担挑出去,再拉到乡里的市场,光运费每只就比别人贵3元,哪还有赚头?”还有人卖过特产,“100斤红苕,运出山就花了50元!”
大山成了生活的阻挠。35岁的蒲祖元,为照顾卧病在床的阿妈,放弃打工回乡,陷入贫困。他家的吊脚楼格外老旧,屋里黑漆漆,楼梯吱吱响,地板满是洞,“洗不上澡,上不了网,回村的生活过不惯。”小伙子一脸苦闷,他虽会泥瓦工,但乡下机会太少,一个月干不了七八天。
更愁的是看病难。蒲祖元说,寨子离城太远,前阵子阿妈病重,叫车送到县医院,车费就花了600元。“如果搬到城里,阿妈看病方便,我也不愁找活,生活肯定不一样。”寨里人小病拖、大病扛,因病致贫占到60%。
“要挖穷根,必须搬迁。”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让杨昌良看到了希望。可申请整寨搬迁有条件:一是村民自愿,二是搬迁人数超过70%。
2017年8月,格列寨召开第一次扶贫搬迁院坝会。来了26户人家,只有4户同意搬,搬迁率不足10%。
叔公杨通贤辈分最高,他第一个反对:“金窝银窝不如土窝,山里不是没吃的、没田种,为什么要搬?不种地还叫啥农民?”
这次院坝会相当于摸了次底。对于搬迁,阿爸、阿妈们基本不同意。有人住惯了山里,上山打柴,下山种田,怕进城不适应;有人顾虑城里开销大,吃喝样样花钱,怕吃不起菜、买不起米;也有人担心,没了土地就没了依靠,自家的田、林今后可咋弄?
老人们故土难离,年轻人渴望搬迁,怎么办?
杨昌良陷入了两难!
实打实攻坚:一把钥匙开一把锁,让政策落进群众心坎
搬山容易搬“心”难。啃下硬骨头,关键还得靠干部。
县、乡、村干部一头扎进寨里,挨家挨户做工作,“一次不行两次,两次不行三次”,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
贫困户陈启荣,担心搬不起……杨昌良三番五次上门讲政策:贫困户搬迁有优惠,同样是每人分20平方米,贫困户只交2000元,而且老房的宅基地复垦,还给补3000元,里外一算不花钱。
贫困户杨光益和老伴上了年纪,担心出去不适应。敏洞乡党委书记吴家含上门算起情感账:“你看俩孙子这么聪明,不让娃娃去县里读书,将来有啥前途?还要这样一直穷下去?”“况且到了城里,你们还有低保,儿子也能找个活干,日子肯定比现在强。”
贫困户杨昌辉,文化低,担心工作不好找。干部掐着指头帮他算增收账:“你想想,在家种田,顶多管个温饱,进城免费培训,找个活干,一个月收入能顶你种一年田。”
为什么搬?副县长吴苏屏耐心解释:寨子条件差,一人种几分地,吃饱都不容易,致富更不可能。到了城里,楼下是药店、小学就在旁边,老人一迈腿就可以去广场遛弯。“不光看眼前,也要看长远,多看看孩子们的希望。”
往哪儿搬?政策实打实。县里针对1.8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,统一规划安置点,临近县城、就业方便,楼房一年建起来。
下了山,干什么?先上产业后搬迁,县里实施产业、就业、帮扶、培训、服务“五个全覆盖”,确保“搬迁一户、脱贫一户”。
磨破嘴皮子,不少人心动了……2018年1月,格列寨的第三次院坝会上,一半以上人家同意搬迁。
一些老人还有顾虑:搬走了,户口怎么办?山林、田地怎么办?
政策再讲细、讲透。吴苏屏又来到寨里院坝会,给村民一条条解答:搬不搬,看自愿;进城户口迁不迁,也是自愿。原来的土地经营权、林地经营权、集体资产收益权都不变。也就是说,地,今后还可以种;如果将来寨子搞建设,土地补偿也还有你的份。
改变老观念不容易。杨昌良家的面包车成了乡亲们的“共享汽车”,一拨拨拉着村民去安置点体验。眼见为实:新楼房漂亮,不烧柴火,厕所干净,一拧水龙头能出来热水……
真心终于解开“心结”。老人们的心也动了:“这么好的政策,还想啥?搬!”
2018年经村里申请,县乡两级审核合格,格列寨纳入整寨搬迁对象,共搬迁41户166人,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户47人,搬迁率达85%。
奔向新生活:不是一搬了之,要让户户有营生、能脱贫、可致富
搬出大山只是第一步,能不能稳得住、能脱贫、可致富?这是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考验。
走进剑河县仰阿莎街道思源社区,楼房灰顶黄墙,保留民族特色,干净的水泥路,宽敞的广场,货源丰富的超市……格列寨第一批搬迁户已经入住。
生活方式变了。杨昌辉的新家在10楼,100平方米的三居室整洁亮堂,老父亲也有了自己的房间。“山里生火在屋里,洗漱在屋外,哪像现在用电用水这么方便?烧饭用煤气,天天能洗澡,比过去不知要强了多少!”
看病方便了。63岁的粟周然最满意下楼就是卫生站,一有空就能去量个血压,“小毛病不用挨,慢病有新政策,负担轻了,日子就有盼头。”
新家园有了归属感。“左邻右舍都是四乡八寨的乡亲,慢慢熟悉起来了。”搬迁户彭洪说。社区成立了党支部,建了居委会,每天晚上,老人们都在广场上对唱山歌,侗寨的习俗搬到城里,日子乐呵着呢。
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业问题。以产业带就业,县里引进食用菌产业,建起20个智能化恒温种植基地,在搬迁安置点设立扶贫车间,能吸纳4000多人就业。结合用工需求,为贫困户专门定制培训,鼓励有想法、有能力的人外出打工。
“户户有营生”落到了实处。杨昌辉在县城物流公司当上搬运工,妻子谢桃红在扶贫车间分拣鸡枞菌,“我们两口子一个月挣5000多元,媳妇上班离家近,能照顾老人、接送孩子。”今年春节,他专门把村支书杨昌良请到自己的新家:“多亏大哥劝我,要不是搬下来,咱家的日子哪能翻得了身!”
大山里边,产业也在跟进。去年麻龙村集体流转30亩冬闲田,种了30万棒黑木耳,以入股分红的形式覆盖全部贫困户,每户年分红4000元。“有工打、有红分,今年全部脱贫摘帽!”杨昌良充满信心。
更难得的是,村里人的观念变了。在格列寨刚召开的第六次院坝会上,村民们不再为搬迁纠结,而是开始谋划未来的发展。大家提出新期盼:“盘活山里的承包地、林地、宅基地,长出更多新钱袋。”“城里机会不少,希望推荐一些更稳当、收入高的工作。”“想开个小卖店,盼着能把贷款贷下来”……
村民们的心声,吴苏屏一一记下!他告诉大家,县里打算引进眼镜厂、电子加工厂等企业,再增加公益性岗位,保障一户至少一人稳定就业。
站在格列寨院坝上,记者看到:一处处宅基地正在拆迁、复垦,土地又长出新绿。乡亲们的生活不正像这一簇簇新绿充满了生机、充满了希望吗?
《人民日报》(2019年07月12日01版)